土家族簡史——唐宋時期的土家族

    第二節(jié) 唐宋時期的土家族
　　
    一、唐宋時期土家族的政治
　　
    唐朝初年，“雜側荊、楚、巴、黔、巫中”的彭水蠻先后歸服于唐。從此，對于這些歸服的土家族首領，唐朝令其治理其地，在鄰近中原的腹地，正式建立羈縻州縣制度。
　　
    618年，隋煬帝死，李淵廢隋恭帝，自立為皇帝，建都長安，遂即派兵消滅隋末以來在各地起兵稱王的割據勢力，完成統(tǒng)一大業(yè)。武德元年（618年），肖銑在江陵自稱梁帝，遷都江陵，割據于荊州，并不時出兵攻奪唐的巴、蜀地區(qū)。肖銑派遣陳普環(huán)率水軍沿江而上，攻取巴、蜀。唐派李靖領兵進至峽州（今宜昌境內），受到肖銑軍的阻擊，難以前進。武德三年，開州（今開縣、云陽）蠻冉肇則乘機攻陷通州（今達縣），后又進攻信州（今奉節(jié)），與肖銑相呼應。李孝恭、李靖率唐軍進攻，斬冉肇則，俘獲甚眾。唐設立峽州刺史，統(tǒng)轄峽、夔、涪、黔、巫、施等州。武德四年，置黔州都督府，以督黔、施、業(yè)、辰、充等州。天授二年（691年），唐將辰州所屬的大鄉(xiāng)（今永順、龍山、保靖部分地）、三亭（今保靖、秀山部分地）兩縣合并為溪州。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又分大鄉(xiāng)縣部分地置洛浦縣（今保靖部分地），以后又把洛浦、招諭（今鳳凰部分地）改隸錦州，開元二十一年(733年)，唐又分天下為十五道，巴東、澧陽等郡隸山南東道；黔中、瀘溪、清江、靈溪（溪州改）、寧夷等郡隸黔中道，“嘗以黔州挖扼險要，往往置鎮(zhèn)重兵，以兼總羈縻州郡”。
　　
    唐代對湘鄂渝黔邊地區(qū)實行羈縻政策，利用土家族首領治理其地。唐初取得夔峽地區(qū)以后，即以“巴酋長子弟，量才授仕，置之左右”。“唐初，溪峒蠻酋歸服者，世授刺史，置羈縻縣，隸于都督府，為授世職之始”。冉安昌被封為思州招慰史，田世康為黔州刺史。唐文宗開成元年(836年)，還曾授以田英為溪州刺史。唐朝除向這些首領索取貢品外，還要各羈縻州縣提供兵源，有時提供力役。唐太宗貞觀四年（630年），曾以冉安昌率思州都上三軍，開拓夷州、費州等地。唐玄宗開元三年（715年），朝廷以右饒衛(wèi)將軍李玄道發(fā)夔、巴等五州兵力去攻打西南蠻。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朝廷又命令荊南節(jié)度使統(tǒng)荊州兵，黔中觀察使發(fā)黔州兵去抵御西原蠻。
　　
    唐朝末年，封建統(tǒng)治集團極端腐敗，對南詔連年用兵，開支浩繁，便加倍增加賦稅，征發(fā)夫役，農民和地主的矛盾更加尖銳。僖宗乾符元年(874年)，終于爆發(fā)了王仙芝、黃巢領導的全國性的農民大起義。在農民起義軍的打擊下，唐王朝的統(tǒng)治失去控制，無力駕馭，藩鎮(zhèn)稱兵割據。這時，湘西的一些少數民族首領也乘機揭竿而起，到處攻州奪郡，紛紛割據，試圖擺脫唐王朝的控制。僖宗中和元年(881年)，石門蠻酋向環(huán)建立“朗北團”，攻取澧州，殺死刺史呂自牧，自稱刺史。同年，武陵蠻酋雷滿組織“朗團軍”，進攻澧、朗等州，自號朗州刺史，并進攻荊南。唐昭宗乾寧三年(896年)，馬殷被推為湖南節(jié)度使，先后攻州奪郡，占據湖南大部，五代后被梁太祖封為楚王。唐昭宗天復二年（902年），前蜀王建在攻取漢中等地后，又攻占荊南，取得夔、忠、萬、施、歸等州，割據于蜀，后封其為蜀王。
　　
    進入五代十國時期，唐末以來的封建割據情況更加嚴重，相互間的爭奪攻伐愈趨激烈，湘鄂渝黔邊地區(qū)戰(zhàn)爭延綿，累年不休。雷滿死后，其子雷彥威繼之，仍割據于朗、澧州一帶，并不斷發(fā)兵進攻荊南。后來，雷彥威又被其弟雷彥恭利用忠義節(jié)度使趙匡凝的勢力逐走，雷彥恭與向環(huán)割據朗、澧一帶地方。后梁太祖開平元年（907年），雷彥恭聯合楚王馬殷軍隊襲擊南平“國都”江陵，荊南節(jié)度使高季昌率軍屯于公安，截斷雷、馬聯軍的糧道，聯軍大敗，分別退回原地。雷彥恭后來又出兵攻打馬殷占據的岳州，但是沒有打破，只得退軍。十月，高季昌又與馬殷聯兵攻擊雷彥恭所據的朗州，雷彥恭投靠淮南節(jié)度使楊行密以求救兵。楊行密出兵平江，牽制了部分楚兵，緩和了朗州、澧州的壓力。開平二年，馬殷又傾全力奪取雷彥恭據有的朗州和向環(huán)據有的澧州。楚軍切斷朗、澧兩州交通，逐漸形成包圍圈，雷彥恭引沅江水環(huán)城自守。楚軍包圍朗州一個多月后，趁雷軍守備松弛之機，派精兵潛入城內，舉火為號，楚軍隨之破城而入，占領了朗州城，雷彥恭乘船逃奔淮南，作了節(jié)度副使。向環(huán)見朗州城破，澧州難以獨存，就歸服馬殷。楚遂占據朗、澧兩州。
　　
    開平四年（910年），辰州蠻酋宋鄴發(fā)兵反對馬殷的開疆拓土，馬殷多次派兵攻打，相持近兩年，宋鄴始歸服于楚。后梁乾化二年（912年），馬殷委宋鄴為辰州刺史。粱開平二年(908年)，前蜀曾派兵攻打荊南巡屬的歸州，雖然俘走了歸州刺史，但沒有占領歸州。后唐莊宗同光三年（925年），以高季興充攻蜀行營都招討使，攻取為前蜀所據的夔、忠、萬三州。高季興早就想奪取三峽，于是乘機出兵奪取施州，沿江進軍，失利敗走。至后唐明宗長興二年（931年），后蜀主孟知祥又奪取黔、施、忠等州。
　　
    在唐朝末年全國農民大起義和藩鎮(zhèn)紛紛割據之際，溪州蠻酋亦相繼而起，分據其地，自署刺史。從《復溪州銅柱記》可以看出，在彭士愁之前，曾經自署刺史的有彭允瑤、彭師佐、田弘祐、田悻暉等四人。其中兩個彭姓擔任過溪州刺史，說明彭氏在溪州的勢力已經逐漸強大。此后，彭士愁經過多年經營，勢力日漸強大，遂又自署為溪州刺史，“當仕然（應作士愁）之世，昆弟力強，多積聚，故能誘動諸蠻皆歸之，勝兵萬余人”。彭士愁自署為溪州刺史后，勢力更加強大，割據地區(qū)不斷擴大，除上、中、下溪三州外，并擁有龍賜、天賜、忠順、保靜、感化、永順、懿、安、遠、新、洽、富、來、寧、南、順、高等州，自充靜邊都誓主，統(tǒng)轄二十州。他效法唐制，在溪州之下設立大鄉(xiāng)、蘭亭兩縣，縣下設團保，命官置吏。雖仍受蜀羈縻，實際已儼然一封建小王國。彭氏勢力強大，不斷與楚爭雄，給楚國馬氏的統(tǒng)治造成很大威脅。他多次派軍進入楚境，掠奪丁口，奪取商旅財貨。
　　
    后晉高祖天福四年（939年）秋，彭士愁親自率領溪、錦、獎等州蠻軍一萬多人，大舉東進，攻打楚屬的辰州和澧州，焚掠兩州所立的鎮(zhèn)戍。彭士愁還派出使者去成都請求蜀主孟昶出師攻楚，可是孟昶以路途太遠，拒絕了彭士愁的請求。彭士愁帶領兵丁繼續(xù)與楚作戰(zhàn)，楚王馬希范派劉勃、廖匡齊等將兵五千反擊，彭士愁節(jié)節(jié)敗退，轉回溪州。楚軍跟蹤追擊，企圖乘機擴大割據范圍。同年十一月，當劉勃進攻溪州時，彭士愁撤出溪州城，依靠山險崖壑與楚軍周旋。彭士愁退據的山寨，四面懸?guī)r絕壁，依險固守。廖匡齊帶兵沿梯而上攻寨，結果崖上彭軍箭石雨下，擊退楚軍，廖匡齊被打死。
　　
    天福五年春，劉勍再次率楚軍圍攻彭士愁退據的營寨，在河里放置毒藥，彭軍中毒失去戰(zhàn)斗力。一日又趁大風暴起，以火攻彭氏營寨，其構筑的防塹全部摧毀。彭士愁見其軍死傷過重，奪險向錦、獎深山撤退，并派其子彭師暠（一作師杲）率諸蠻酋長田汧赟、覃行方、向存祐、羅君富等，攜帶錦、溪、獎三州印，向劉勃請降納款。經過談判，歷時一年的割據戰(zhàn)爭結束，雙方締結盟約，鑄銅柱立于溪州會溪。
　　
    溪州之役，彭士愁雖然在軍事上失利，被迫與楚簽訂盟約，臣服于楚，可是，其政治地位和管轄地域卻得到楚的確認，馬希范仍授彭士愁為溪州刺史，繼續(xù)管轄溪、錦、獎諸州，使其獲得合法地位和領地，為彭氏在湘西統(tǒng)治八百余年的世業(yè)奠定了基礎。盟約規(guī)定：溪州雖受楚羈縻，但不向王朝繳納賦稅，不提供兵源；與楚不互相掠奪土地和人口，不阻撓交通，不強買賣貨物等。這樣，就結束了雙方之間的混戰(zhàn)局面，在客觀上有利于生產的發(fā)展和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符合當時各族人民的利益。總之，彭士愁統(tǒng)一五溪地區(qū)，對這一地區(qū)的社會秩序在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相對的穩(wěn)定是有貢獻的。后周太祖顯德三年（956年），彭士愁死后，其長子彭師裕襲靜邊都誓主，下溪州刺史職。
　　
    宋初，湘鄂渝黔邊的土家族首領先后歸服宋朝。宋王朝為了加強對土家族地區(qū)的控制，在荊湖路澧州澧陽郡設立石門、慈利等縣；在歸州巴東郡設立巴東縣等；在峽州設立長陽、巴山等縣；在辰州盧溪郡設立沅陵、瀘溪等縣；在夔州路之下，設立黔州黔中郡，轄彭水、黔江等縣；在施州清江郡設立清江、建始兩縣。此外，在土家族聚居區(qū)，荊湖路設三十八個羈縻州（主要集中于沅江以北），夔州路設四十九個羈縻州。并于今來鳳縣設散毛宣撫司，巴東郡設巴東安撫司，忠州南賓縣設石柱安撫司。
　　
    宋代對土家族繼續(xù)推行羈縻政策，“樹其酋長，使自鎮(zhèn)撫，始終蠻夷適之”，利用其首領進行統(tǒng)治。宋初，先后任彭師裕之長子彭允林為溪州刺史，以田洪赟為毗鄰峽區(qū)的萬州刺史，田景遷為珍州（今宣恩境）刺史。他們官職的任命、升降、調換，都必須經過宋王朝認可，并且可以世襲。“州將承襲，都誓主率群酋合議，具州名移辰州為保證，申鈐轄以司以聞，乃賜敕告、印符，受命者隔江北望拜謝。”羈縻州的刺史除有權統(tǒng)管其轄地外，還有權在州內設押案副使和校吏。即所謂“聽自補置”。羈縻州的土官效忠宋廷的，還可以得到升遷，富州（今來鳳、宣恩）刺史向通漢因獻圖有功，宋真宗就封他為檢校太傅。宋仁宗認為彭儒猛忠于宋廷，特別把他原封的檢校尚書右仆射遷為左仆射，又封其子彭仕端作國子祭酒。對有功的羈縻州刺史，也曾用過“賜以疆土’’的辦法加以籠絡。
　　
    宋王朝雖對土家族地區(qū)實行羈縻政策，但又對土官深懷疑忌，唯恐“溪峒豪酋據山險，持兩端”，與其抗衡，因而又采取調虎離山的辦法，以分其勢。宋太祖乾德年間（963-968年），調溪州團練使彭允足為濮州牢城都指揮使，調溪州義軍指揮使彭允賢為衛(wèi)州牢城都指揮使，調珍州錄事參軍田思曉為博州牢城都指揮使。
　　
    羈縻州刺史在各自管轄的領地內，除擁有任命下屬官吏，統(tǒng)治土民的政治權力外，還擁有自己的武裝——土兵。土兵是一種寓兵于農的組織，平時務農，戰(zhàn)時出征。宋朝往往利用土兵消滅異己勢力，或者利用土兵解決本族內部的爭端。宋真宗咸平三至五年（1000-1002年）間，當益州發(fā)生“軍亂”，宋廷怕亂軍沿大江而下，通過峽區(qū)，波及到江南，曾征調施州、高州、黔州、溪州的土兵防守三峽。當時，施州地區(qū)生蠻掠奪漢口四百余人，宋派高州義軍務頭角田承進率土兵與官軍聯合作戰(zhàn)，打敗生蠻，并在施州界立尖木砦。
　　
    到宋仁宗時，在荊湖路的辰、澧、荊南、歸、峽等州土家族雜散地區(qū)設立土丁弓弩手或刀箭手，從該地的土家族或其他少數民族中選拔，撥給一定數量的土地。平時耕種，不上賦稅和其他徭役，就地參加軍事訓練，輪番在邊砦守戍。辰、澧、沅等州的弓弩手以一萬三千戶為常額，劉琦曾請宋廷在荊湖北路包括歸、峽、荊南等地設“效用”兵六千。宋代土兵弓弩手的設置，為以后明代設的守御千戶、百戶所起了先導作用。
　　
    羈縻州刺史之間，往往以自己的武裝力量互相攻殺，搶占領地，掠奪丁口，擴大自己的轄區(qū)和力量。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溪、敘、獎等州封建主集團之間互相攻劫，發(fā)生過武裝沖突。朝廷派官員前往詔諭，使他們的沖突停止下來。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夔州路轄區(qū)內的五團蠻攻打高州（今宣恩境內），轉運使打算用施州附近的暗利砦（今利川境內）兵去制止，宋真宗“以蠻夷自相攻，不許發(fā)兵”，要他們自己去解決。大中祥符三年，慈利蠻之間互相仇殺，發(fā)生械斗，澧州知州劉仁霸打算派兵去制止，宋真宗要他改成招諭辦法，這個辦法為蠻人所接受，仇殺終止。
　　
    總之，從唐至宋，在鄰近中原腹地的湘鄂渝黔邊設置羈縻州縣，依靠土家族首領自理其地。這些羈縻州縣的土官世代承襲，延綿不斷，使土家族地區(qū)較唐以前更趨穩(wěn)定。這種穩(wěn)定的政治局面，加強了土家族和漢族的經濟文化交流，促進了各民族的緊密聯系。
　　
    二、唐宋時期土家族的經濟
　　
    唐宋時期，土家族首領與中央王朝保持著日益緊密的聯系，特別是馬希范與彭仕愁訂立溪州之盟以后，出現了長期相對穩(wěn)定的局面，土家族與漢族人民經濟文化聯系進一步加強，土家族地區(qū)的社會經濟逐漸向前發(fā)展。但其經濟發(fā)展呈現不平衡狀態(tài)，接近漢區(qū)的邊緣地帶發(fā)展較快，聚居的邊遠山區(qū)發(fā)展則較為緩慢，生產較為落后。
　　
    唐宋間土家族仍以農業(yè)兼事漁獵和經營林副業(yè)為生。農業(yè)生產仍處于粗放的刀耕火種階段。辰州土著“地界山溪，刀耕火種”，“皆焚山而耕，所種粟豆而已”。這與唐人劉禹錫竹枝詞所描寫的“長刀短笠去燒畬”的生產情景是一致的。每到春季，用長刀砍倒荊棘叢林，放火燒山，以草木灰作肥料，然后種植粟、豆、稻等農作物，不使用人畜糞肥。宋神宗時，擔任施州通判的李固就曾目睹“州介群僚，不習服牛之利”。這些土民在農閑時兼營狩獵和林業(yè)，而在夔峽等沿江沿溪流地區(qū)的土民，則飼養(yǎng)鸕鶿捕魚，過著“家家養(yǎng)烏鬼，頓頓食黃魚”的生活。
　　
    土家族地區(qū)農業(yè)發(fā)展狀況大致可分三種情況：山區(qū)土地貧瘠，生產比較落后；澧水中游“土腴風美，力予耕桑”，農耕較為發(fā)達；北江地區(qū)的施、黔、涪等州一帶的土家族被稱為“熟夷”，其地多為熟地，農業(yè)生產較羈縻州縣進步一些。隨著農業(yè)生產的發(fā)展，農作物的產量逐漸提高。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施州蠻要求以粟易鹽，朝廷允許后，“溪蠻人粟實緣邊砦柵，頓息施、萬諸州饋餉之弊”，“自是邊粟有三年之積”。這一方面反映宋朝改變鹽禁后，滿足了土民的生活需要，  “群蠻感悅”；另一方面易粟數量頗大，也反映了農業(yè)產量有所提高。由于農業(yè)生產的發(fā)展，在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年），他們的首領曾向宋朝表示“愿比內郡輸租稅”，朝廷認為該地是“荒服之地”，沒有允準。至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彭師晏歸宋，誓下州都由辰州統(tǒng)領，“出租賦如漢民”，或“比內地為王民”。到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以來，“辰州覃都管馬等各愿納土輸貢賦”?？墒?，至宣和（1119-1125年）年間，朝廷又認為這種改變得不償失，收貢賦不多，仍恢復羈縻州貢賦?？梢姰敃r土家族地區(qū)農業(yè)生產雖有發(fā)展，但農作物的產量仍然極不穩(wěn)定。
　　
    手工業(yè)與副業(yè)生產多自采、自培或自制，其中以采茶、取蠟、織錦、煉朱砂水銀、采藥、割漆較為突出，不少土特產品已列入貢品。溪州靈溪郡、巴東郡、夷陵郡等地都出產茶芽，他們以谷皮加工茶葉，并制作茶餅。“巴川峽山紉谷皮之”，“荊巴間采葉作餅，葉老者餅以米膏出之”。“土人善織賚布”，在唐宋間依然保持這項副業(yè)，這種織品被漢人稱為“溪布”或“峒錦”。溪州產溪布，澧州產纻布，巴東產糙葛，涪州產“僚布”，這些麻、絲織品，都十分精美。他們以蠟染織物，“溪峒……模取鼓文以蠟，刻版印布入靛缸，名點蠟幔”。他們還以火攻取朱砂水銀，以“辰錦砂最良”。但這些手工產品，還多屬貢品，產量較低。
　　
    與這種社會生產力相適應的經濟結構是封建領主經濟。山林田土都歸擔任各級職務的大小土官所有，彭士愁祖輩已擁有溪州富饒廣闊的“田場土產”。溪州之役后，楚王馬希范承認彭氏權益，并封予食邑三百戶，為二十誓下州的靜邊都誓主，彭氏就成為五溪地方的最大封建領主。其屬下的都鎮(zhèn)、團和歸縣、峒等各級首領，都是占有大量山林土地的大小封建領主。廣大土民沒有土地，是大小領主的農奴。農奴被牢固地束縛在土地上，世代為農，不得遷徙，沒有人身自由。各級封建領主對他們任意驅使，“春夏則營種，秋冬則暴掠”。農奴不僅本身被奴役，其家屬也要受領主的壓榨和役使。
　　
    羈縻州縣的封建領主貪得無厭，富于掠奪性，為了擴大自己的領地和經濟利益，往往向鄰近地方掠奪土地、財物和人口。唐宋時，這些領主們掠奪人戶為奴的情況還十分嚴重。唐憲宗元和四年(809年)，黔中風俗仍“多掠良人賣為奴婢”。北宋時，由于食鹽供應困難，引起土家族人民的強烈不滿，施、黔、高、溪四州的封建領主乘機“攻州縣，掠民男女人溪峒”，少則數十，多至數百。僅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夔州路轉運使丁謂以絹一匹換回被掠丁口一人，從四川就贖回丁口萬余名?？梢娐訆Z丁口之多，觸目驚心。封建領主把掠奪人口作為一種補充農奴與發(fā)財致富的手段。
　　
    南宋寧宗開禧元年（1205年），施州的羈縻州郡依然“地曠人稀”，大小封建領主與宋朝保持著較穩(wěn)定的隸屬關系，掠丁減少，就多方引誘漢農舉家移入溪峒開墾土地。并規(guī)定，凡移入溪峒的農戶，只有戶主本人替領主服勞役，其家屬不必服役；漢農自己開墾的土地和所蓋的房屋，可以自行買賣，允許漢戶自行遷徙；戶主死亡，其妻女可以改嫁或自行婚配；客戶憑文約付借款等，領主不能隨意勒索。這些規(guī)定，使羈縻州內遷入的漢族農民中出現了土地私有制，為地主經濟的產生提供了條件。
　　
    在辰、澧、歸、峽等州土家族、漢族雜居地區(qū)，北宋時實行土兵屯田的軍屯制度，使參加屯田的土兵且耕且守，擺脫了封建領主的人身依附關系。南宋高宗紹興元年（1131年），宋廷規(guī)定在荊南、歸、峽等地屯軍，“凡軍士，相險隘立堡砦，且守且耕，耕必給費，斂復給糧，依鋤田法，余并人官”，“兵屯以大使臣主之”，實行寓兵于農。這種兵屯內的土兵成為宋朝的兵卒。
　　
    在辰、澧等州，宋朝實行土丁弓弩制。“荊湖路義軍土丁弩手之設，蓋以諸蠻叛服不常，須土人控制，故選自戶籍，蠲徭番戍砦柵，實代王師御侮而無饋餉之勞。其后歸、峽等州亦置番戍諸砦，或以歲、以季、以月上番，人給口糧，有功遷補”。這些土丁弓弩手被“免科役及身丁口（稅）”，擺脫了封建領主的人身依附。宋廷南渡以后，紹興年間在辰、澧等州重設土丁弓弩手時，規(guī)定“每招土兵一名，給官田百畝，亦足以充一歲之用，使之或耕或佃，各從其便，仍盡蠲其租稅”?？墒?，這種“計口給田”的土丁弓弩手以服兵役換取的官田，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擅鬻者有禁，私易者有罰”。后來田禁松弛，土地可以買賣、轉讓、調換，一些土丁弓弩手成為占有土地的私有者。居于邊緣地帶的封建領主也乘機購置土地，擴大財富。澧州慈利一帶的向思勝、彭永健、彭永政、彭永全、彭永勝，酉陽州的田祖周、田敏恭，施州的譚汝翼等都是地多糧多的富豪。
　　
    辰、澧、歸、峽等州內，軍屯之外，還有民屯招民開墾。“凡民，水田賦鈧米一斗，陸田豆麥夏秋各五升，滿二年無欠，給為永業(yè)。”“一夫授田百畝，……凡授田，五人為甲，別給蔬地五畝為廬舍場圃。……民屯以縣令主之。”這種民屯的土地，兩年之后，只要不欠租稅，即可為農戶個人所有。從《元豐九域志》中關于辰、澧、歸、峽等州主、客戶數的記載，可以推斷參加民屯的土民所擁有的土地當不在少數，他們已逐步成為擺脫了封建領主經濟羈絆的個體農民。
　　
    土家族的邊緣地區(qū)，由于土地私有制和土地買賣的出現，土地糾紛與土地兼并也時有發(fā)生。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辰州境內土丁弓弩手買賣官田的情況比較嚴重，宋廷不得不“申嚴邊民售田之禁，守令不能奉法者除名”。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夔州路黔州的官吏“接受夷人賄賂，私與謀議”，“侵冒兵田”，結果被夔路安撫下令制止。在辰州還發(fā)生了“熟戶”逃入“生界”而誘使“生戶”“侵冒”熟地的糾紛，不僅辰州等地如此，其他湖廣邊蠻住居的地方也大都相似。
　　
    唐宋時期，土家族中的封建領主以進貢的方式與中央王朝進行經濟聯系。唐武則天天授二年(691年)，溪州靈溪郡，土貢多為丹砂、犀角、茶芽之類。唐玄宗天寶元年（742年），施州清化郡的清江、建始等地，土貢麩金、犀角、黃連、蠟、藥實。黔州黔中郡，土貢仍為犀角、光明丹砂、蠟等。到宋代，這種進貢活動相沿不斷，除偶爾“因罪絕貢”外，有時還得到發(fā)展。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下溪州（今永順、古丈部分地）刺史田思遷向宋朝進貢銅鼓、虎皮、麝臍。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高州（今宣恩）刺史田彥伊派遣他兒子進貢方物和輸兵器。咸平四年，上溪州（今龍山）刺史彭文慶納貢水銀、虎皮、花布。景德三年（1006年），高州向通漢納名馬、丹砂、銀裝、劍槊為貢。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洛浦、磨嵯峒（今保靖、咸豐等地）土人首領田仕瓊等向宋真宗貢獻溪布。
　　
    北宋期間，北江、黔、涪、施一帶的土家首領向朝廷納貢，每年一次，進京人數沒有限定，回賜也較為豐厚。“貢方物者，人賜彩三匹，鹽二十斤；無方物者，人賜彩三匹，鹽半；其進上（疑為貢）首領，即加賜二兩銀碗一。”因此，貢賜一度有所發(fā)展。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溪峒蠻張文裔等八百人朝貢。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夔州路溪峒首領田思欽帶三百余人去汴京貢方物，朝貢規(guī)模日益擴大。后因有的土官假納貢機會沿途騷擾，宋廷又重定貢賜條例：“自今或只將進奉上貢物納于施州，貢表詣闕。其差來蠻人，依原定數，即就施州給賜，例物發(fā)回溪峒，如得穩(wěn)便，即令蠻人連書文狀，取候朝旨，若愿得食鹽，亦聽就近取射（疑為舍），數目比折支與；若蠻人堅欲詣京買賣，即許十人內量令三二人上京。”（一作二年一次，依碑文改）天圣五年，刻石于施州境內，即《皇宋獎諭碑》、《蠻人納貢物碑》、《知保順田承恩誓狀》。安、遠、天賜、南、順、保順等州的尚萬勇（尚一作“向”）、高州刺史田承進等，都得按“天圣誓約”與宋廷保持經濟上的聯系。
　　
    溪州彭氏從北宋初便與朝廷保持貢賜聯系，雖然中間彭仕羲、彭儒猛因與宋廷矛盾曾短期絕貢，但以后仍然照常納貢受賜。宋哲宗時，知保靜州彭儒武，知謂州彭思聰、知永順州彭儒同、知龍賜州彭允宗、知監(jiān)州彭仕明、知古州彭儒崇，都照例向宋廷進貢溪布。直到南宋高宗紹興年間，交割貢物的地方才改在辰州，趙構要其屬下對“所進物色估價，優(yōu)與回賜，其合用錢，本州應管轉運提刑司錢內取撥，所有章表進奉物色，差人押赴行在”。至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辰州之諸蠻與羈縻保靖、南謂、永順三州接壤，其蠻歲貢溪布。”
　　
    土司納貢，朝廷回賜，這種變相的官方貿易使土家族中的封建領主大受其益。他們以少量的土特產品和手工品換回為數不少的食鹽、珍貴的絲綢品和服飾，以及金銀貨幣等，僅供少數人享用；而為其轉輸供役的農奴，不僅一無所得，還要長途跋涉，備受辛勞，甚至“多有死亡”。
　　
    這種貢賜聯系，客觀上有助于保持該地區(qū)的穩(wěn)定，漢族地區(qū)的一些先進產品和生產技術也通過這一渠道傳人土家族地區(qū)，促進了各民族間的經濟技術交流。
　　
    三、唐宋時期土家族的反抗斗爭
　　
    唐宋時期土家族地區(qū)出現過各種錯綜復雜的斗爭，有羈縻州刺史反抗唐宋王朝控制的斗爭，有土家族人民反壓迫反剝削的斗爭，也有土家族統(tǒng)治者乘機發(fā)動的割據戰(zhàn)爭。唐玄宗開元十二年(724年)，溪州蠻首領覃行璋帶領部眾起兵反對唐的控制，唐玄宗派宦官出身的楊思勖做黔中招討使，帶領六萬軍隊鎮(zhèn)壓，因寡不敵眾，溪州土兵三萬多人壯烈犧牲，覃行璋戰(zhàn)敗被俘。
　　
    安史之亂后，北方長期陷于封建割據的混亂局面，唐朝廷對南方各族人民加緊壓榨勒索，因而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反抗。住有大量土家族的山南西道，“地薄民貧，自安史以來，‘盜賊’攻剽，人口銳減”，至唐德宗時依然如此。唐德宗貞元十六年(800年)，黔中觀察使韋士宗政令苛刻，連牙將傅近也忍受不了，起來反對，結果韋士宗逃往施州。唐憲宗元和六年（811年），黔州發(fā)大水，沖毀黔州觀察使治的城郭，竇群派辰、錦、施、敘、獎、溪等羈縻州的溪峒蠻去修復城郭，因“督役太急”，辰、錦二州的各族人民在張伯靖的帶領下，紛紛起來反抗暴政，雖然唐朝廷把竇群貶了官，各族人民還是堅持斗爭，一直打到費州、播州。黔中經略使崔能、湖南觀察使柳公綽和荊南節(jié)度使嚴綬，雖多次出兵鎮(zhèn)壓，但“三歲不能定”。后來張伯靜要求改隸荊南，朝廷依其所請，并以他為歸州司馬，委為荊南軍前驅使，實行安撫，才使湘西各族人民反徭役的斗爭暫時平息。
　　
    唐朝后期，朋黨之爭不已，政治更加腐敗，民不聊生，激起全國大規(guī)模的農民起義。乾符元年(874年)，爆發(fā)了王仙芝、黃巢大起義，后王仙芝曾進兵荊南，黃巢自嶺南北上，曾攻克湖南諸郡，當打下澧州時，把澧州刺史李絢處死。這時，黔州的酉陽蠻曾起義響應。
　　
    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冬，王小波、李順在西川發(fā)動農民大起義，很快發(fā)展到四川全境，“北抵劍閣，南據巫峽”，當宋軍穿過峽中通道時，遭到峽區(qū)土家族、漢族義軍英勇抵抗。以后，李順的余部張余仍堅持斗爭，再次攻破夔州路所轄涪、忠、萬、開等州，并陷施州城。張余在渝東、鄂西一帶的反宋活動，都得到土家族人民的支持。
　　
    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宋內郡諸路大饑，溪路蠻彭儒猛趁機向鄰境內郡擴展，將溪州銅柱北移，擴大自己的領地。宋廷出兵遏止，令其將銅柱歸回原地。次年，辰州都巡檢使李守元率軍攻入白霧團，辰州知州錢絳領攻至下溪州，把彭儒猛部擊潰，將其子彭仕漢俘獲帶回汴京作為人質，彭儒猛逃往山林。后經順州（今宣恩）蠻酋田彥晏從中斡旋，彭儒猛退回其所得的漢族丁口、器甲，至明灘與宋吏歃血為盟，結束爭端。真宗天禧年間至仁宗天圣初年（約1019-1023年），彭仕漢從汴京逃回下溪州，又伙同李順同、社忽等土官率領士兵到辰州界內爭奪土地，并殺死辰州巡檢。宋將史方督軍攻入溪州，殺社忽，降李順同等八百多人。彭儒猛見宋軍已深入溪州，于己不利，即派另一兒子彭仕端將彭仕漢殺死，以示其忠。宋廷遂升彭儒猛為檢校尚書左仆射，恢復溪、澧、辰間的封建秩序。
　　
    與彭仕漢反宋控制的同時，順州（今宣恩境）蠻田彥晏率土兵攻打施州城，史方督軍從夔州抵施州解圍，擊敗砦兵，一直攻到富、順二州，追田彥晏至七女柵，田彥晏兵敗投降。
　　
    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十月，下溪州蠻彭儒猛季子彭士羲作刺史時，兼并其誓下十三州的土地，奪取誓下州的印信，自號“如意大王”，自行封官補吏，獨占“貢奉賜予”之利，不受宋廷節(jié)制。彭師寶因妻被父彭士羲占有，憤而赴辰州控告，辰州知州、通判和轉運使會商，派宋軍數千人去溪州制止，因而發(fā)生了控制與反控制戰(zhàn)爭。彭師寶為宋軍向導，軍抵永定、慈利間的桃花洞，彭仕羲逃到峽木浣洞的深山老林。宋軍在這場戰(zhàn)爭中，盡平諸隘，破其所居，俘其孥及銅拄，可是官軍亦戰(zhàn)死十之六七，結果還是不能制止。次年八月，宋廷以“裁損五七州貢奉歲賜”為誘餌，欲誘使彭仕羲重新歸附，彭仕羲依然反宋。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朝廷又派雷簡夫、竇舜卿前往鎮(zhèn)壓，于明溪筑寨，控制由溪州通往辰、澧必經的險要隘道，然后由竇舜卿率軍先取富州（今來鳳、咸豐等地），蠻將萬年州在石馬崖抵抗，但土軍力弱，萬年州戰(zhàn)死，富州城破。宋軍得石馬崖、喏溪一帶地方，又向下溪州城推進，彭仕羲愿遵舊約，宋軍才在新城息‘兵。彭仕羲歸還歲所掠甲杖士卒，宋吏“還其孥及銅拄”，書《明溪新寨題名記》（即紅字碑），刻于沅陵縣北明溪的石壁上，以昭信守。前后持繼續(xù)十年的控制與反控制的斗爭方告結束。
　　
    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年），溪州蠻彭師晏和誓下州峒蠻孫景渭、彭德儒、向永勝、覃文猛、覃彥壩聯合發(fā)動反控制斗爭，但很陜?yōu)樗瓮⒄屑{，筑會溪城，將溪州和其誓下等州改隸辰州以加強對這些羈縻州的控制。元豐二年（1079年），施州地區(qū)的順州蠻又起而反宋，但很快被宋兵鎮(zhèn)壓下去。
　　
    北宋末年，方臘、宋江領導的農民起義先后興起，金人乘機南下，原宋將孔彥舟收潰兵騷擾荊南、鼎、澧諸郡縣，給土家、苗、漢等族人民造成深重的災難。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慈利人廖彥率眾起而反抗，舉兵于白抵城（今廖城）。次年，宋將王辟倒戈反宋，攻克歸州，進入今重慶市境內，“酉陽群蠻起而應之”，共同反宋。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洞庭湖一帶爆發(fā)了鐘相、楊幺的農民起義。鐘相以“等貴賤，均貧富”為號召，得到鼎州周圍各族人民的擁護。當孔彥舟入澧州時，鐘相起兵，攻下澧州，殺死澧州守吏，懲豪紳，給宋廷統(tǒng)治以沉重的打擊。澧州的石門、慈利，辰州的沅陵，荊南的長楊等土家族、漢幾個民族的聯合斗爭遭到失敗。冉維義也因此被授予訓奉大夫知州事的職位。
　　
    蒙古貴族南牧之后，宋廷曾多次征調湘鄂渝黔邊的土兵抵御蒙古貴族。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年），蒙古貴族率軍進攻施州，遭到當地土家、漢民的堅決抵抗。蒙古兵攻破施州城，施州道正鄉(xiāng)的向艮仍毅然不屈，壯烈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