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簡史——中國共產黨影響和領導的土家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爭

    第二節(jié)　中國共產黨影響和領導的土家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爭
　　
    “五四運動”后，土家族地區(qū)人民群眾的反抗斗爭，既有以反對苛捐雜稅為主的自發(fā)斗爭，又有在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下的反帝反封建斗爭。隨著中國共產黨的活動在這一地區(qū)的加強，群眾自發(fā)性的反抗逐漸變?yōu)樵邳h領導和影響下的自覺斗爭。
　　
    一、土家族人民自發(fā)的反抗斗爭
　　
    來鳳、鶴峰、巴東、五峰、長陽、恩施、咸豐等縣，先后有許多農民武裝出現，稱為“神兵”。參加“神兵”的絕大多數是土家和漢族的窮苦農民。他們是“為了反對軍閥、反對苛捐雜稅而組織起來的”。“神兵”紀律嚴明，不貪財愛寶，不淫邪；平時種地，有事就敲鑼打鼓，集中起來，準備打仗。打仗時，他們在梭鏢、馬刀上系紅布，頭纏紅巾，專跟軍閥、地主作對。但是，“神兵”具有濃厚的迷信色彩，借助咒語“身穿鐵盔鐵甲，腳蹬鐵靴鐵襪，頭戴鐵龍帽，身子賽鐵塔”來提高士氣與戰(zhàn)斗力，認為默念咒語，就可刀槍不入。有少數“神兵”組織，由于地主、流氓滲入，篡奪了領導權，成為地主階級危害人民的工具。
　　
    “神兵”經常襲擊軍閥部隊，攻打地主團防。1920年，湘西軍閥張學濟帶領部隊援川，途經來鳳縣中壩壟時，來鳳縣的“神兵”乘其不備，突然襲擊，打死張學濟，將其部隊大部殲滅，余部潰逃。
　　
    1921年夏，鶴峰縣麻水地區(qū)遭受嚴重水災，群眾生活極其困苦，紅巖坪的黃文定帶領30多貧苦農民，沖進地主田易壽等家中，打開糧倉，背走糧食（民間稱為“背簍會”），分給貧苦農民，以度饑荒。地主揚言告狀，黃文定理直氣壯，置生死于度外，搶先跑到縣衙門，公開承認自己背糧，并說：“要捆要殺由你們”?？h知事看到災民義憤，懼怕引起農民暴動，不敢受理。1924年夏，該縣蕎云貧農劉漢清帶領60多人，分赴響溪坪、大五里坪等處地主家，背走包谷10余擔。梅坪、五里坪等地都先后發(fā)生多次災民搶糧事件。
　　
    巴東、建始、鶴峰三縣交界地區(qū)鄔陽關的土家族陳連振、陳宗瑜父子，一向為人正直，扶弱抑強，好打不平，曾先后打死搶劫其家財物的士兵和仗勢欺人、企圖霸占民女的建始縣區(qū)大隊長，因而為地主豪紳所憎恨。他們揚言要“滅掉鄔陽、殺絕陳家”。陳氏父子被逼得走投無路，遂于1926年初組織“神兵”，提出“抗捐抗糧．抗夫抗兵，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口號，斗爭矛頭直指軍閥的反動統(tǒng)治和地主豪紳的壓迫。陳氏父子的義舉，得到鄔陽關一帶窮苦的土家和漢族農民的響應支持，在很短時間內，加入“神兵”組織的達百余人。陳氏父子率領“神兵”四面出擊，英勇作戰(zhàn)，先后擊敗建始、鶴峰、五峰等縣的團防軍，擊斃建始縣官店區(qū)區(qū)長。
　　
    但是，由于當時沒有共產黨的領導，這些農民的自發(fā)斗爭組織分散，彼此聯(lián)系較少，其斗爭目標和打擊對象都極其有限，而且易于被地主武裝各個擊破，甚至有時為地主豪紳所利用。
　　
    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的土家族人民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開始領導各族人民進行徹底的反帝反封建斗爭，從此中國革命進入嶄新的歷史時期。土家族人民和全國其他各族人民一樣，從黨誕生的那天起，就把自己的命運和爭取翻身解放的希望寄托于黨。在武漢、長沙等地學習的土家族優(yōu)秀兒女，追求真理，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加入黨的組織，為中國各族人民的解放事業(yè)英勇獻身。
　　
    1926年，中共湖南省委在常德設立湘西特委，在工人、農民、學生中宣傳革命，建立組織。在黨的直接領導和影響下，土家族地區(qū)的農民運動蓬勃興起。同年11月間，瀘溪縣即有3個區(qū)、17個鄉(xiāng)建立了農民協(xié)會，會員1306人；到1927年4月，加入農民協(xié)會的會員迅速增加至萬人以上。加入農民協(xié)會的除貧農、雇農、中農外，還有手工業(yè)者和小學教師。農民協(xié)會領導廣大貧苦農民，集中打擊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貪官污吏，支援北伐軍。原在長沙、常德讀書的共產黨員谷及鋒、彭玉珊等同志，返回家鄉(xiāng)桑植縣，發(fā)動農民，組織縣、鄉(xiāng)農民協(xié)會，打擊封建勢力，處死為害人民的大惡霸朱愚農，廣大貧苦農民無不拍手稱快，其他豪紳地主聞風喪膽，紛紛逃匿。與轟轟烈烈的湖南農民運動遙相呼應，恩施地區(qū)的農民革命的風暴亦迅速興起。當北伐軍攻占武漢后，在武漢求學加入黨組織的來鳳縣張昌岐、劉岳生、楊維藩，咸豐縣的土家族黃興武、黃子全等，鶴峰縣的陳子杰，巴東縣的黃大鵬、張華甫，長陽縣的田進武、陳策南等，奉湖北省委之命，返回自己的家鄉(xiāng)，發(fā)動農民斗爭。他們深入群眾，進行宣傳鼓動工作，提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土豪劣紳”、“鏟除貪官污吏”等革命口號，號召群眾組織起來。于是農民協(xié)會、工會、商會等革命群眾組織在來鳳、咸豐、巴東、長陽、五峰等縣相繼建立。來鳳縣的土堡還設立農民夜校，組織農民讀書識字，講解革命道理，并建立農民自衛(wèi)軍。農民運動的蓬勃興起，迫使北洋軍撤離來鳳縣境。同時，他們根據國共合作確定的原則，在來鳳、鶴峰、咸豐、巴東、宣恩、恩施、五峰、長陽等縣，以共產黨員為骨干建立國民黨縣黨部，以合法身份從事革命活動。1927年2月，張昌岐在來鳳召開三千余人大會，慶祝北伐軍的勝利，會后進行聲勢浩大的游行示威。不久，公審處決了魚肉鄉(xiāng)里的大劣紳張佑新。農會會員還逮捕了偽縣長向炳焜。
　　
    1927年“四·一二”蔣介石發(fā)動反革命政變后，國民黨大批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解散農會、工會等革命群眾組織，實行白色恐怖。土家族地區(qū)正在蓬勃興起的農民運動，被國民黨反動派血腥鎮(zhèn)壓下去。
　　
    但是，經過革命斗爭洗禮的土家族人民并沒有被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屠殺所嚇倒。他們在黨的領導下總結經驗，從公開斗爭轉入秘密斗爭，聚積革命力量，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出其不備，打擊敵人。同年底，咸豐縣的黃興武、黃子全，來鳳縣的楊維藩、劉樂生，恩施縣的鄭連交、金裕漢（后叛變），建始縣的聶冬青、張學秉等共產黨員，在咸豐縣龍?zhí)端窘⒅泄彩Q部黨委，繼續(xù)領導革命斗爭。他們在咸豐、來風縣重新組織農民武裝，建立共產主義青年團、少年先鋒隊、農協(xié)會等組織。黨員徐錫如、汪毅夫、李良耀等人在鶴峰組織共產主義訓練班。桑植、大庸、五峰等縣零星的農民武裝仍然堅持斗爭。賀龍同志的姐姐賀英、妹妹賀滿姑、妹夫向生輝（土家族）等領導的幾支農民武裝，頑強地戰(zhàn)斗在桑植、鶴峰邊界。賀滿姑在桑（植）鶴（峰）一帶建立以土家族成員為骨干的農民協(xié)會，繼續(xù)打擊土豪劣紳。1928年2月，咸豐縣農民武裝兩三百人在龍?zhí)妒膸煟瑴蕚涔ゴ虺韶S、恩施縣城。他們高舉紅旗，手持梭鏢、土槍，向咸豐縣城迸發(fā)，中途遭敵阻擊而失敗。與此同時，巴東縣偽政府以籌集軍餉為名，乘機敲詐勒索，引起民情激憤，共產黨員黃大鵬、張華甫挺身而出，組織甘坪、平陽壩、三峽灣等地的大刀會，攻入縣城，擊斃偽縣長、團總等官吏，建立巴東縣人民委員會，公開宣布廢除一切苛捐雜稅，占領縣城兩個多月。后經敵人圍攻，被迫撤出。這些此起彼伏的斗爭雖然處于分散狀態(tài)，但為湘鄂西根據地的建立積蓄了革命力量。
　　
    三、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的土家族人民
　　
    （一）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建立
　　
    大革命失敗以后，革命形勢處于低潮，周恩來、朱德、賀龍、葉挺等同志領導了震驚中外的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從此誕生，揭開中國人民革命戰(zhàn)爭新的一頁。在賀龍等同志領導的部隊中，有不少英勇善戰(zhàn)的土家族戰(zhàn)士。
　　
    1928年1月，黨中央根據湘鄂西農民運動此伏彼起的形勢和該地處于四省邊陲，距離長沙、武漢等反動勢力強大的城市較遠，敵人力量比較薄弱，革命力量易于發(fā)展，以及崇山峻嶺、森林茂密、居高臨下、易守難攻等自然條件，派賀龍、周逸群同志到湘鄂西建立革命根據地，開展武裝斗爭。
　　
    賀龍、周逸群、盧冬生、賀錦齋等一行10余人回到自己的家鄉(xiāng)、土家族居民較多的桑植縣洪家關。這個消息像閃電一樣，迅速傳遍遠近的山寨，親友們奔走相告，聚會歡迎。賀龍同志向親友和群眾分析當時的局勢，講解革命道理，號召大家組織革命武裝，建立工農政權。于是，一度沉寂的桑植縣的革命運動又重新活躍起來。賀龍同志的姐姐賀英、妹妹賀滿姑、賀容姑和劉玉階等親屬將各自掌握的農民武裝1000多人，交給賀龍同志指揮；其舊部王炳南、李云清、鐘慎吾等人也帶領人槍前來參加。在很短的時間，湘鄂邊前委就組織武裝3000多人，許多土家族兒女踴躍參加革命隊伍，不久宣布成立工農革命軍，賀龍任軍長。工農革命軍建立后，勢如破竹，一舉攻克桑植縣城，建立了桑植縣革命政權和中共桑植縣委。
　　
    同年4月，國民黨乘工農革命軍立足未穩(wěn)，派四十三軍龍毓仁旅，突然向桑植、洪家關發(fā)動進攻。經過洪家關、苦竹坪兩次激烈戰(zhàn)斗，我軍戰(zhàn)斗失利，桑植縣城和洪家關失陷。周逸群同志轉至荊江兩岸領導鄂西的武裝斗爭，賀龍同志退至鶴峰縣的紅土坪一帶，收集失散的部隊。當龍毓仁旅從桑植撤走時，賀龍同志率部伏擊敵后衛(wèi)部隊，再次攻占洪家關，軍威復振，工農革命軍又由三四百人發(fā)展到1500多人。7月，建立黨的湘西前敵委員會，由賀龍同志任書記，統(tǒng)一領導軍隊和地方黨的工作。同時，對部隊進行整編，正式成立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在士兵中發(fā)展黨員，大隊設立黨代表，加強黨的領導和對士兵的政治工作，部隊的戰(zhàn)斗力大大加強。
　　
    同年8月，根據湖南省委的指示，賀龍同志率領部隊東進石門，支援澧縣、常德地區(qū)的革命斗爭，牽制敵軍對湘東紅軍的進攻。當部隊進至石門縣境時，石門南鄉(xiāng)的農民暴動已經失敗，部隊作戰(zhàn)缺乏群眾斗爭配合，又遭敵十四軍李文杰部和團防兩次襲擊，傷亡200余人，部隊被迫撤至鶴峰縣堰埡一帶堅持斗爭。這時，國民黨派遣大批軍隊，在桑植、鶴峰等縣團防配合下，在桑鶴邊境圍剿，他們占據市鎮(zhèn)村莊，封鎖道路，給工農革命軍在人員補充、彈藥補給和糧食供應等方面造成嚴重困難。胸懷革命必勝信念的漢、土家、苗等族革命軍戰(zhàn)士輾轉于崇山峻嶺之間，風餐露宿，以野菜充饑，單衣御寒。在這種極端困難的情況下，賀英同志不畏艱險，雪中送炭，及時給部隊送去棉花、棉布、子彈和銀元，為支援工農革命軍作出很大貢獻。
　　
    在敵強我弱的不利形勢下，賀龍同志認為“反革命力量大大超過革命力量，革命武裝在本地沒有機動的間隙”，和中共施鶴部黨委聯(lián)系后，決定在反革命勢力比較薄弱的恩施、宣恩、咸豐、利川一帶，發(fā)展革命武裝，建立根據地。部隊經過整頓，除留部分兵力在桑鶴邊界繼續(xù)堅持斗爭外，賀龍同志帶領91人的精悍部隊，于年底進至鄂西，將咸豐縣黑洞王錫九和利川縣汪家營李長清的地方武裝全部解決，并爭取部分群眾參加革命，部隊很快擴大到300多人。接著，率軍攻陷建始縣城，活捉偽縣長。建始縣貧窮的土家族人民紛紛加入革命隊伍。接著部隊轉移至鶴峰縣鄔陽關附近的斑竹園，經過共產黨員徐錫如同志的長期工作，鄔陽關的土家族陳連振父子領導的“神兵”200余人正式加入工農革命軍，改編為“特科大隊”，陳宗瑜任大隊長，覃甦（共產黨員）任副大隊長。收編“神兵”使工農革命軍隊伍迅速擴大，已達六七百人，這些“神兵”經過改編整頓，成為一支英勇善戰(zhàn)的紅色“神兵”。
　　
    1929年1月，賀龍同志率領部隊從鄔陽關斑竹園出發(f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突然攻下鶴峰縣城，打死偽縣長，消滅駐守的反動武裝，建立縣工農民主政權。鶴峰縣的土家、漢等族人民無不歡欣鼓舞，興高采烈，慶祝自己的解放。與此同時，中共長陽縣委在都鎮(zhèn)灣成立，積極組織革命武裝。同年3月，鶴峰縣團防頭目王文軒，以湘鄂西民團總指揮的名義，糾集五峰、桑植、恩施、巴東、建始等縣團防共4000余人，進攻鶴峰縣城。賀龍同志率領主力部隊集中打擊王文軒部，在紅魚溪峽谷將王文軒擊斃，其余各部團防聞訊潰逃。占領鶴峰以后，賀龍同志根據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決議和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斗爭的經驗，一面整頓部
隊，在連隊建立黨團組織，設立政治機關，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并將工農革命軍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一面深入發(fā)動群眾，開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據地。同年5月，解放桑植縣城，建立縣蘇維埃政權，同時收編地方武裝覃甫臣部300余人。長陽縣人民自衛(wèi)團于6月曾攻占縣城，殺死縣長，后遭張發(fā)奎進攻而失敗。鶴峰、桑植兩縣工農民主政權建立后，立即派干部深入農村，發(fā)動群眾，打擊地主豪紳勢力，在區(qū)鄉(xiāng)村鎮(zhèn)建立基層政權，成立農民協(xié)會，武裝農民建立赤衛(wèi)隊。鶴峰縣10個區(qū)中，有7個區(qū)、87個鄉(xiāng)都先后建立民主政權。廣大土家族人民積極參加民主政權建設，參加農民協(xié)會和赤衛(wèi)隊，許多人成為其中的領導和骨干力量。農民協(xié)會領導農民與地主豪紳作斗爭，使地主階級的威風掃地，廣大貧苦農民從此揚眉吐氣?？钢箸S、大刀的赤衛(wèi)隊員日夜巡邏，配合主力紅軍作戰(zhàn)；組織起來的兒童團站崗放哨，防止敵人破壞。鶴峰、桑植兩縣連成一片，根據地的建設粗具規(guī)模。鶴峰、桑植根據地的建設，為紅四軍的發(fā)展和紅色區(qū)域的逐步擴大奠定了基礎。
　　
    （二）粉碎敵人圍剿，擴大根據地
　　
    湘鄂邊革命形勢的迅速發(fā)展，使國民黨反動派極為恐慌，蔣介石責令湖南省主席何健組織“桑鶴剿共指揮部”，何健急命獨立十九師師長陳渠珍為總指揮，進行反撲。1929年7月，陳渠珍調向子云旅和各縣團防2 000余人，直逼桑植縣城。賀龍同志采取避敵鋒芒、誘敵深入的策略，“讓敵人渡過澧水，迫其背水作戰(zhàn)”，組織小股部隊節(jié)節(jié)阻擊，佯為敗退，引誘敵人深入，集結主力于桑植縣附近，以逸待勞，準備反擊。當敵軍進至桑植縣城附近的吳家坡時，紅軍主力發(fā)起猛烈反擊，敵軍措手不及，無力還擊，倉皇后撤；紅軍乘勝追擊，于澧水岸邊殲滅大部進犯敵軍，并擊斃敵團長周寒之。
　　
    但是向子云并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依仗其兵多勢眾，于7月中旬親自率領3 000余人，復向桑植縣城進攻。向子云貌似強大，實際十分虛弱。他懾于紅軍及“神兵團”的威力，為了給其部下壯膽，出發(fā)前準備了許多竹筒，裝滿烏雞狗血，并對他的部隊說：“有了這玩意，撒到那些神兵身上，他們那神法就不靈了。”在敵眾我寡的形勢下，賀龍同志決定設置空城計，將紅四軍全部撤出縣城，埋伏在城北梅家山、八斗溪一帶，待敵進城；同時分兵一部把守城南，斷敵逃路。向子云率部渡過赤溪河以后，直逼桑植縣城，發(fā)現是一座空城，滿以為紅軍早被嚇跑，便大搖大擺地長驅直入。當敵人進入城內，立足未穩(wěn)，紅軍伏兵四起，沖入城內，殺聲震天。由陳宗瑜率領的紅四團進至東門時，守城敵軍聞風喪膽，紛紛棄槍逃竄，邊逃邊喊：“神兵來了！”敵人互相踐踏，亂作一團，大部被殲。向子云率領殘部奪路出城，拼命逃竄。紅軍尾隨追擊，在赤溪河畔將大部敵人繳械，向子云拉住騾子尾巴渡河逃命。泅至河中間，被洪水淹死。赤溪河大捷是紅四軍取得的第一次重大勝利，殲滅敵人2000多，繳獲槍支千余支，紅軍聲威大震，已發(fā)展到4000余人。為了擴大革命影響，紅軍分出部分兵力，向大庸、永順一帶發(fā)展，殲滅大庸縣西教鄉(xiāng)大地主熊相熙的反動武裝，在永順縣萬民崗建立工農民主政權。
　　
    赤溪河大捷，使國民黨反動派愈益驚慌。何鍵調集第四師吳尚部和陳渠珍、周燮卿（外號“周矮子”）、羅效之、朱際凱（外號“朱疤子”）諸部2萬余人，再次大規(guī)模向湘鄂西進攻。鑒于敵強我弱，力量懸殊，紅四軍主動放棄桑植縣城，向桑植縣西北轉移。當紅軍轉移至章耳坪時，因偵察失誤，敵情不明，遭敵襲擊；加以內部伍琴甫部叛變，戰(zhàn)斗失利，團長陳宗瑜、賀桂如壯烈犧牲，部隊傷亡三四百人，被迫撤至鶴峰縣境。，紅四軍在鶴峰縣紅巖坪稍加休整后，出鄔陽關，先后攻克五峰、長陽縣城，建立縣、區(qū)、鄉(xiāng)各級革命政權，同時恢復農民協(xié)會、赤衛(wèi)隊等組織。當紅四軍主力轉移時，由長陽、五峰地方紅軍組成中央獨立師，繼續(xù)堅持斗爭。接著紅四軍主力先后攻占恩施縣的紅土坪、石灰窯，巴東縣的金果坪，建始縣的大荒口等地，并在這些地區(qū)建立革命政權。在土家、漢、苗等族人民的大力支援和緊密配合下，經過兩年多的艱苦斗爭，逐步建立了以鶴峰為中心，包括五峰、長陽、桑植和恩施、巴東、建始部分地區(qū)在內的湘鄂邊根據地。
　　
    1930年7月，根據黨中央指示，賀龍同志率領紅四軍主力揮師東下，與周逸群同志領導的紅六軍在湖北公安會師，兩軍合編改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軍團，約2萬余人，賀龍同志任總指揮，周逸群同志任政委。
　　
    紅四、六軍的勝利會師，使湘鄂邊、洪湖、鄂西北等被分割的小塊根據地連接起來。北起潛江，南達洪湖，沿清江、澧水西至武陵山區(qū)，在方園數百里的土地上，飄揚著革命的紅旗。
　　
    紅四軍主力東進洪湖時，從紅四軍中抽出一批骨干組成獨立團，由賀炳南任團長，配合桑鶴游擊支隊、五路指揮陳連振等部共2000余人，保衛(wèi)湘鄂邊革命根據地。國民黨反動派和附近各縣地方團防趁紅軍主力撤離之機，瘋狂向根據地反撲。獨立團和各路游擊隊，在各族人民的支援下，先后粉碎了朱凱南部和宣恩偽縣長李培南保安團的多次圍剿，使湘鄂邊革命根據地得到鞏固。
　　
    1930年10月，湘鄂西特委會議和湘鄂西第二次工農兵貧民代表大會作出開展土地革命的決議。湘鄂邊根據地的各族廣大貧苦農民積極投入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運動。地主、教堂、祠堂和富農出租的部分土地，一律沒收，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貧苦農民；農民所欠地主債款，一律取消。僅鶴峰縣免除地租谷即達1000余萬斤。分得土地的各族貧苦農民無不興高采烈，到處集會游行，慶祝土地革命的勝利。土地革命的進行，使湘鄂邊革命根據地更加鞏固。廣大農民努力生產，給紅軍和游擊隊提供糧食，積極參加各級民主政權和農民協(xié)會等組織的建設工作，踴躍參加赤衛(wèi)隊，保衛(wèi)根據地，保衛(wèi)分得的勝利果實。僅鶴峰縣城關區(qū)在土地革命前各鄉(xiāng)赤衛(wèi)隊只有100余人，土地革命后激增至500多人。全縣10個區(qū)，每區(qū)都建立了游擊隊和赤衛(wèi)隊，武裝力量迅速擴大到4000余人。
　　
    正當紅二軍團勝利發(fā)展，湘鄂西革命根據地不斷擴大時，在第二次“左”傾路線統(tǒng)治下的黨中央錯誤地要紅二軍團離開湘鄂西根據地，配合進攻長沙，致使紅軍半途遭受重大損失。1931年3月，紅二軍團轉移至長陽縣枝柘坪，改編為紅三軍，賀龍同志任軍長。不久，夏曦到洪湖，擔任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大力推行王明“左”傾路線。他全盤否定湘鄂西黨組織長期艱苦斗爭的工作成績；在根據地建設中嚴重侵犯中農利益，把富農趕出蘇區(qū)；在黨內軍內制造分裂，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使大批優(yōu)秀干部慘遭殺害，結果，斷送了洪湖根據地。蔣介石調動10余萬軍隊，大規(guī)模地圍剿湘鄂西，紅三軍被迫撤離洪湖，轉戰(zhàn)南北。
　　
    “左”傾路線的推行，使湘鄂邊根據地遭到嚴重挫折，處境極為困難。許多忠于革命事業(yè)的優(yōu)秀干部被錯誤地殺害，使革命武裝力量大為削弱。1931年7月，國民黨調動周燮清、羅啟疆、羅效之和朱際凱等9個團的兵力，以及恩施、宣恩、建始、桑植等縣團防共1.5萬多人，向湘鄂邊層層設防進撲。面對強大敵人的瘋狂進攻，紅軍獨立團和游擊隊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與敵周旋于崇山峻嶺之間。在激烈的反圍剿斗爭中，湘鄂邊根據地的土家、漢、苗等各族人民積極支援，緊密配合紅軍獨立團作戰(zhàn)，僅桑植縣即組織了4個赤衛(wèi)大隊，下轄12個中隊，共1500余人。赤衛(wèi)隊提出“趕走朱疤子（朱際凱），拖死周矮子（周燮清），活捉羅效之”的口號，與敵英勇斗爭。當朱疤子進攻毛埡鄉(xiāng)時，早已獲悉情報的赤衛(wèi)隊員設下埋伏，斃敵40余人。不久，朱疤子又準備襲擊，毛埡鄉(xiāng)的赤衛(wèi)隊員趁敵尚未出動，突然奇襲敵軍駐地，打得敵人措手不及。
　　
    紅軍獨立團和游擊隊為了打破國民黨的圍剿，伺機消滅敵人，轉戰(zhàn)于湘鄂邊10余縣，雖曾打過一些勝仗，消滅了敵人部分力量，但是由于“左”傾路線的危害，革命力量受到嚴重損失，難以粉碎敵人的大規(guī)模進攻。到1932年7月，湘鄂邊根據地相繼喪失，桑植、鶴峰縣城被敵占領，革命力量遭到更加嚴重的摧殘，只剩下少數游擊隊員在賀英、徐煥然、廖漢生等同志帶領下，被迫撤至桑鶴邊界深山密林中，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繼續(xù)堅持斗爭。
　　
    國民黨軍隊和各縣地方團防占據湘鄂邊后，對根據地各族人民殘酷鎮(zhèn)壓，血腥屠殺。他們在“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共產黨員”的叫囂下，制造白色恐怖，大批殘殺黨、團員，各級干部、農協(xié)會員、赤衛(wèi)隊員，有的全家被害，親戚朋友都遭株連，受到迫害，甚至連老人幼兒也難以幸免。
　　
    隨著國民黨的圍剿，過去懾于革命威力逃跑在外的地主豪紳紛紛返回。他們大肆反攻倒算，從貧苦農民手中奪回土地，強令農民加倍償還“債務”，配合國民黨軍隊逮捕革命干部和群眾。鶴峰縣平山民主政權建立較早，居住著200多戶土家族貧苦農民，當地地主引導川軍血洗平山，85棟房屋被燒毀78棟，10余名土家族農民慘遭殺害。面對國民黨的瘋狂屠殺和地主階級的反攻倒算，許多土家族革命干部和群眾守口如瓶，視死如歸，寧可犧牲自己，絕不出賣同志，表現出崇高的革命氣節(jié)。
　　
    （三）開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
　　
    賀龍、關向應等同志率領紅三軍從洪湖突圍后，轉戰(zhàn)七千里，于1932年12月越過巫山，從巴東西南渡長江，攻克巴東縣城，重返湘鄂邊，后在鶴峰縣毛壩，與賀英同志領導的游擊隊會師。紅三軍經過頻繁戰(zhàn)斗，長途奔波，由15000人減至9000余人。1933年1月，紅三軍相繼收復鶴峰、桑植縣城。但是，居于中央分局領導職務的夏曦一意孤行，繼續(xù)推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以“肅反”為名，使大批久經考驗的優(yōu)秀干部遭到殺害；借口“清黨”，解散黨團組織，取消軍隊中的政治機關；放棄發(fā)展和鞏固湘鄂邊根據地的工作；強令紅三軍“四面出擊”，向敵人防御牢固的永順縣進攻，結果戰(zhàn)斗失利，被迫撤出桑植、鶴峰，長期流動于宣恩、巴東、建始邊界地區(qū)。由于賀龍、關向應同志抵制“左”傾路線的破壞干擾，紅三軍主力在宣恩、咸豐、利川等縣開辟新蘇區(qū)。當紅三軍經過咸豐黑洞時，200多人加入紅軍；利川縣的青巖、夾背一帶也有300多人加入紅軍。在這一帶的土家、漢族貧苦農民共有千余人參加紅軍，使紅軍力量再次壯大。咸豐等縣建立民主政權，29個區(qū)和100多個鄉(xiāng)建立了政權，并在這些縣恢復和建立了地方武裝。慘遭國民黨軍隊和地主豪紳迫害的土家族人民踴躍參加游擊隊、赤衛(wèi)隊，配合紅軍保衛(wèi)根據地，許多土家族貧苦農民擔任縣、區(qū)、鄉(xiāng)各級政權的領導工作。
　　
    1933年夏，國民黨派14個團的兵力，加緊向湘鄂邊進攻。在敵人大兵壓境的情況下，夏曦繼續(xù)堅持王明的“左”的路線，將地方黨政干部和地方武裝力量一律編入紅軍，搞外線奔襲，四處游動，使根據地的對敵斗爭失去依靠和領導。國民黨大規(guī)模圍剿，“左”傾路線的破壞和干擾，內外夾攻，到年底，紅三軍從9000人銳減到3000多人，不得不被迫轉移。
　　
    1933年底，在宣恩縣大村召開中央分局會議，決定放棄湘鄂邊蘇區(qū)，向川黔邊界發(fā)展。1934年春，賀龍等同志率領紅三軍撤離湘鄂邊根據地，4月攻克利川縣城，又在該縣十字路召開湘鄂西中央分局會議，接著紅軍主力先后攻陷酉陽、黔江、彭水等縣城，旋即退出。經過長途跋涉，于5月從酉陽、秀山進入貴州，在川東南、黔東北開辟新的根據地。賀龍等同志從部隊抽出一批干部從事地方工作，在川黔邊界的貴州沿河、印江、德江和四川酉陽、秀山部分地區(qū)，深入農村，發(fā)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酉陽、秀山等縣的土家、苗、漢等族人民積極參加各級工農民主政權，成立游擊隊、赤衛(wèi)隊，配合紅三軍消滅國民黨軍隊和地主武裝，建立了縱橫兩百余里的黔東根據地。
　　
    同年8月，為了粉碎國民黨對中央蘇區(qū)的第五次圍剿，實行戰(zhàn)略轉移，黨中央命任弼時、蕭克、王震同志率領紅六軍團西征。紅六軍團在湘贛邊界突破敵人防線，于10月進入貴州印江縣的木黃，與紅三軍會師。后到四川酉陽縣南腰界舉行會師慶祝大會，紅三軍改為紅二軍團，組成二、六軍團總指揮部，賀龍為總指揮，任弼時為政委，決定在永順、大庸、龍山、桑植等縣發(fā)動群眾，深入土地革命，擴大武裝，開辟根據地，以策應中央紅軍長征。
　　
    10月底，紅二、六軍團主力從酉陽縣南腰界出發(fā)，向湘西挺進。10月30日，攻克酉陽縣城，11月7日，占領永順縣城。陳渠珍急忙糾集龔仁杰、周燮卿、楊其昌3個旅的兵力，企圖把紅軍主力消滅于永順縣城。任弼時、賀龍等同志決定主動撤出永順縣城，將紅軍主力埋伏在永順縣北九十里的十萬坪地區(qū)，以一部兵力與敵周旋，邊打邊退，誘敵深入。當敵人進入伏擊圈時，伏兵四起，向敵人發(fā)起猛烈攻擊，殲滅龔仁杰、周燮卿兩個旅的大部，紅軍主力星夜乘勝追擊向永順縣城逃竄之敵；又在把總河擊潰楊其昌旅的進攻，收復永順縣城。十萬坪大捷，俘敵參謀長以下2000多人，繳獲長短槍2 200余支，以及其他各種軍用物資。接著紅軍在湘西各族人民的支援下，粉碎了敵人5萬兵力的第二次“圍剿”，先后占領大庸、桑植縣城和龍山部分地區(qū)。
　　
    紅軍節(jié)節(jié)勝利的消息迅速傳遍大小村寨，深受苦難的土家族農民無不興高采烈，歡欣鼓舞。他們扶老攜幼，趕到幾十里以外迎接日夜盼望的紅軍戰(zhàn)士，熱烈慰問。土家、苗、漢等族青年踴躍報名參軍，紅軍迅速擴大。1934年11月26日，在大庸縣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軍區(qū)和革命委員會，由任弼時任書記，賀龍任司令員兼革命委員會主席，后首府遷至永順縣土家族聚居區(qū)的塔臥，形成以龍山、永順、桑植、大庸為基礎，包括慈利、鶴峰、來鳳、宣恩等縣部分地區(qū)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為了粉碎國民黨的“圍剿”，加緊根據地的建設，從紅軍主力中抽調干部，深入廣大農村，發(fā)動群眾，建立各級革命政權。廣大土家族人民的革命熱情極為高昂，他們高舉紅旗，召開大會，敲鑼打鼓，積極參加各級政權，慶祝革命政權的誕生。不到半個月，永順、龍山、桑植、大庸等縣建立了縣蘇維埃政府，33個區(qū)、308個鄉(xiāng)都建立了紅色政權。如永順縣的塔臥、龍家寨、首車、石堤、鳳棲……龍山縣的龍車、正河、馬蹄寨、洗車、撈車，以及桑植縣的陳家河、涼水口，來鳳縣的東流司，宣恩縣的沙道溝等土家族聚居地，都建立了區(qū)、鄉(xiāng)蘇維埃政權。在這些縣、區(qū)、鄉(xiāng)政權建設中，大批土家族干部擔任領導職務，為革命作出很大貢獻。隨著各級民主政權的建立，各區(qū)、鄉(xiāng)的農民協(xié)會、赤衛(wèi)隊、婦女會、兒童團等各種群眾組織亦相繼建立起來。在各級民主政府的領導下，廣大土家族干部和農民投入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運動。他們打土豪，分田地，沒收地主財物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在土地改革過程中，斗爭最堅決的是貧雇農，他們大都成為各級農民協(xié)會和赤衛(wèi)隊的骨干，積極宣傳土地法令，注意團結和保護中農，把斗爭目標集中對準地主階級。對于那些抗拒土改的地主，組織群眾進行斗爭，狠狠打擊。凡乘機襲擊農會、殺害農會干部而藏匿洞穴的地主，農民協(xié)會領導赤衛(wèi)隊員尋山覓洞，跟蹤追擊，以除后患。經過兩個多月的激烈斗爭，龍山、永順、大庸、桑植四縣和鶴峰、恩施、咸豐等部分地區(qū)都實行了土地改革，摧毀了地主階級的統(tǒng)治，使廣大的貧苦農民從封建剝削和壓迫下解放出來，成為土地的主人。據不完全統(tǒng)計，僅永順、龍山、大庸桑植四縣就有14萬多土家、苗、漢等族貧苦農民分得土地。
　　
    土地改革的實行，使革命根據地不斷鞏固，紅軍隊伍迅速擴大。土家族人民懷著保衛(wèi)根據地、保衛(wèi)勝利果實的革命激情，大批參加紅軍和游擊隊。龍山縣茨巖塘半塞坪的土家族農民彭武才，一家5口都參加了紅軍。父送子、妻送夫的動人場面到處可見，大小村寨都洋溢著參軍的歌聲：
　　
    團團轉轉親和族，
　參軍革命我?guī)ь^。
　你有兒子隨后去，
　要為窮人把血流。
　送郎當紅軍，
　一心往前進，
　打土豪，殺劣紳，
　一個莫留情。
　嗨喲！我的哥呀！
　一心往前進。
　　
    在短短的時間內，參加紅軍的土家、苗、漢等族人民就達4000多人，使紅軍很快擴大兩倍以上。年輕人參軍，老人和婦女也紛紛組織起來，’支援紅軍作戰(zhàn)。平時婦女們替紅軍補衣服，做鞋襪；戰(zhàn)時抬擔架，運糧食。各級地方武裝也普遍建立，日益壯大，僅龍山、永順交界的土家族聚居區(qū)，即組織了3000多人的游擊隊。各級地方武裝，密切配合紅軍主力，打擊敵人，保衛(wèi)革命根據地。
　　
    （四）英勇保衛(wèi)革命根據地
　　
    紅軍在湘西軍事上的節(jié)節(jié)勝利和革命根據地的建立，使國民黨統(tǒng)治集團極為驚慌，不得不將大批軍隊調集至湘鄂邊地區(qū)。1935年1月中旬，蔣介石調動10多個師和各縣團防，約十幾萬兵力，對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三次大規(guī)模“圍剿”。國民黨憑借其優(yōu)勢兵力，采取層層設防、步步為營、逐步推進、緊縮包圍圈的方針，先后占領大庸、永順、桑植縣城。紅軍主力在任弼時、賀龍等同志指揮下，主動從根據地中心的塔臥、龍家寨撤離，集中優(yōu)勢兵力，選擇有利時機，突破敵人包圍，轉入外線，在運動中消滅敵人。4月13日，紅軍在桑植縣陳家河，以優(yōu)勢兵力，殲滅孤軍深入之敵五十八師1個旅，擊斃敵旅長。陳家河大捷后，紅軍聲東擊西，揚言要攻打桑植縣城，但卻向西轉移，這時駐守桑植縣城的敵縱隊司令陳耀漢聞訊南逃。4月15日，紅軍在桃子溪突然襲擊，猛烈進攻，殲滅敵人1個旅和1個師部，陳耀漢帶著自己的特務連逃走，我軍乘勝收復桑植縣城。
　　
    陳家河、桃子溪戰(zhàn)役后，紅軍主力乘勝進逼大庸，圍攻敵李覺師，在永順縣石堤西殲章亮基部援兵1個團，隨即進入王村。5月，收復塔臥，殲滅鐘光仁旅2個團。6月，紅軍圍攻龍山縣城，在召頭寨殲滅周燮卿部千余人。紅軍在湘西各族人民的支援下，粉碎了敵人的“圍剿”，由防御轉入進攻。紅軍圍攻龍山后，突然揮師攻擊敵人防御力量薄弱的鄂西地區(qū)，采取圍城打援的策略，以少部兵力包圍宣恩縣城，大部兵力埋伏在咸豐縣忠堡一線，阻擊增援之敵。6月12日，敵四十一師師長張振漢帶領9個團增援宣恩，行至忠堡時，我伏擊部隊突然出擊，殲敵1個旅和1個師部，并活捉張振漢。8月上旬，紅軍在宣恩縣的板栗園殲滅敵八十五師，又在芭蕉宅擊潰敵陶廣縱隊10個團。9月，紅軍乘勝東下，打破敵人阻擊，迅速攻占石門、澧縣、津市等城市和廣大地區(qū)。在紅軍轉戰(zhàn)過程中，沿途的土家、漢、苗等族青年紛紛參軍，使紅軍擴充了3000多名新戰(zhàn)士。紅軍中的土家族戰(zhàn)士在頻繁的反“圍剿”戰(zhàn)爭中，英勇頑強，不怕流血犧牲，許多優(yōu)秀兒女為中國各族人民的解放事業(yè)貢獻出自己寶貴的生命。廣大土家族農民為了取得反“圍剿”斗爭的勝利，提供大批糧食，通風報信，冒著生命危險掩護紅軍傷員和革命干部，組織游擊隊、赤衛(wèi)隊，密切配合紅軍作戰(zhàn)；在戰(zhàn)場上，他們冒著敵人的炮火，抬著擔架，搶救傷員，回家護養(yǎng)，家家戶戶幾乎都成為紅軍的戰(zhàn)地醫(yī)院，為鞏固革命根據地作出了重要貢獻。
　　
    噼嚦叭！噼嚦叭！
　托起槍，向前殺。
　殺盡反動派，鞏固蘇維埃，
　嗨！我們蘇維埃的紅旗插遍天下！
　　
    這首當年流行的民歌，充分反映了湘鄂川黔邊各族人民為保衛(wèi)根據地、英勇獻身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
　　
    紅軍經過一年艱苦卓絕的斗爭，粉碎了國民黨140多個團兵力的圍攻，斃傷敵軍1萬多人，俘敵8 000多人，繳獲槍1萬多支。這些連戰(zhàn)皆捷的勝利，不僅保衛(wèi)了湘鄂川黔根據地，而且牽制敵人大量兵力，有力地配合了紅一方面軍實現戰(zhàn)略轉移。土家族人民在創(chuàng)立和鞏固湘鄂西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斗爭中，作出了重大的犧牲和巨大的貢獻，將永遠載人史冊。
　　
    1935年10月，紅一方面軍勝利到達陜北，國民黨調集140個團的兵力，對湘鄂川黔根據地發(fā)動更大規(guī)模的“圍剿”，企圖將紅二、六軍團消滅于龍山、永順、桑植等縣的狹小地帶。11月中旬，紅軍從桑植縣劉家坪等地出發(f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突破敵人重重封鎖線，繞道湘東南，進入黔西，長征北上。許多土家族青年跟隨紅軍，北上抗日，站在保衛(wèi)祖國的最前線。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爭取民族解放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土家族人民懷著依依不舍的心情和必勝的信念，送別了北上抗日的子弟兵。
　　
    紅軍北上后，國民黨的法西斯統(tǒng)治又籠罩著湘鄂川黔邊區(qū)。他們對土家族干部和貧苦農民實行瘋狂屠殺，永順縣龍家寨被殺害的就有400多人；龍山縣茨巖塘在紅軍走后的三天之內，有150余人犧牲在國民黨反動派屠刀之下；湖北來鳳縣一次被殺害的游擊隊員、赤衛(wèi)隊員和革命群眾競達700余人。國民黨縱容地主階級從經濟上對貧苦農民進行反攻倒算，用“罰款”、“拍賣逆產”、“充公”等形式，大量搜刮人民財產。但是，國民黨的血腥統(tǒng)治，并沒有使土家族人民屈服。他們在白色恐怖中，不顧個人安危，掩護和收留紅軍傷員，保存革命力量，繼續(xù)堅持斗爭。
　　
    四、土家族人民參加抗日和反抗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的斗爭
　　
    在民族危機的緊要關頭，富于革命斗爭傳統(tǒng)的土家族人民又投入抗日和反對國民黨的斗爭洪流。
　　
    1937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大舉進犯華北，發(fā)動了妄想滅亡中國的侵略戰(zhàn)爭。在民族危機極為深重、民族矛盾急劇上升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倡議建立了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土家族人民在黨的領導和影響下，積極投入抗日斗爭，并堅持反抗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的斗爭。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中共鄂西特委和川東南工委先后派黨員到來鳳、咸豐、恩施、建始、利川等縣，宣傳黨的抗日主張，組織和動員群眾開展抗日救亡運動。他們在動員群眾抗日的同時，積極發(fā)展黨員，建立黨的組織，來鳳、咸豐、恩施、利川等縣相繼建立縣委，在農村建立黨支部57個，發(fā)展黨員1 000余人。其中來鳳縣除建立縣委外，還成立了三胡、舊司2個區(qū)委，在機關鎮(zhèn)、老司城、東流壩、水田壩、車大坪等地建立9個黨支部，發(fā)展黨員196人。利川縣發(fā)展黨員170余人。許多土家族農民和知識分子不顧個人和家庭的安危，加入黨的組織，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活動。黨領導的“二·七巡回劇團”和“抗日戰(zhàn)時社教工作團”，先后到來鳳等縣廣泛宣傳，動員群眾抗日。新華日報鄂西總分銷處義賣報紙三天，將全部收入捐獻。在各縣黨組織的領導下，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抗日救國會、救亡宣傳隊、歌詠隊、劇團等各種群眾組織和團體，在土家族地區(qū)紛紛建立起來。通過講演、街頭劇、推銷進步報刊等各種形式，向各族人民宣傳黨的抗日方針，揭露國民黨的頑固派對日妥協(xié)、投降的陰謀及其反共反人民的活動。城鎮(zhèn)、村寨的墻壁上，到處都有抗日的標語?！读x勇軍進行曲》、《黃河大合唱》等革命歌曲，響徹湘鄂川黔接壤的城鎮(zhèn)、村寨，極大地激發(fā)了土家族人民的抗日熱情。
　　
    日本侵略軍占領武漢、長沙等地以后，派遣飛機對巴東、來鳳、恩施、龍山、瀘溪等縣瘋狂轟炸，使土家族地區(qū)各族人民遭到慘重損失。僅1939年7月中旬，日本飛機兩次轟炸巴東，毀壞房屋數百棟，死傷2萬余人。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更加激發(fā)了土家族人民的抗日熱忱。龍山縣上辰鄉(xiāng)8名土家族青年，“見國難日甚，痛日寇橫行，激于愛國熱忱，自動申請上前方殺敵”。和順鄉(xiāng)的農民自動捉拿受日寇派遣、潛匿來后方刺探情報的漢奸。利川縣一次就有700多名土家、漢族青年參加軍隊，開赴抗日前線。五峰縣忠孝鄉(xiāng)的農民送子參軍，臨別時囑咐：“鬼子沒殺完，你莫回家鄉(xiāng)”，鼓勵兒子英勇殺敵。五峰縣各族人民為了運送軍米，支援前方，在農忙季節(jié)出動1500余人，在短短二十天內，肩挑背負，長途跋涉，運送軍米1.5萬余包。老弱婦女組織生產隊搶收搶種，并“代耕出運民夫田地”。甚至連小學生也表現出極高的抗日熱情，該縣忠孝鄉(xiāng)中心學校高年級學生300余人，沿途高呼“前方流血，后方流汗”，“大家趕快出力，運米等于殺敵”等口號，往返七十余里，積極運送軍米。當日本侵略軍占領長陽縣城和都鎮(zhèn)灣等地時，受到當地土家、漢族人民的猛烈反擊。
　　
    正當抗日救亡運動在土家族地區(qū)蓬勃發(fā)展時，1940年10月，國民黨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來鳳、咸豐、恩施等縣的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400多名共產黨員被捕入獄，許多黨員慘遭殺害，其他黨員則撤退轉移。
　　
    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猙獰面目暴露無遺，因而激起全國各族人民的憤慨。深受黨的教育和影響的土家族人民在堅持抗日斗爭的同時，又不斷自發(fā)地掀起反對國民黨苛征暴斂的斗爭。1937年11日，咸豐縣巴西溪的貧苦農民在熊樹堂帶領下，反對苛捐雜稅，殺死3個稅收人員，在短短十幾天內，就有2 000多土家、漢族貧苦農民加入斗爭行列，沖進區(qū)公所，一直挺進至咸豐縣城。1941年7月，該縣巴西壩被國民黨強拉夫差的60多個貧苦農民秘密商議起來反抗，他們沖進保長辦公處，殺掉偽保丁4人。1942年，來鳳縣遭受天災，群眾生活痛苦不堪。但是，國民黨競不顧群眾的死活，繼續(xù)大肆派捐征稅。獅子坪一帶的土家、苗、漢等族貧苦農民600多人，在楊玉殿領導下，趁趕集之機，沖進縣城，包圍縣政府，連續(xù)幾天，打劣紳，吃大戶。這些分散的自發(fā)的群眾斗爭都先后被國民黨殘酷鎮(zhèn)壓下去，其首領多被殺害。
　　
    1943年，永順、大庸、桑植、龍山等縣爆發(fā)了大規(guī)模的反對貪官污吏、反對苛捐雜稅的群眾斗爭。領導這次反抗斗爭的是永順縣石堤西的土家族彭春榮，參加的大多是土家族和部分漢族、苗族的貧苦農民。彭春榮曾經提出“抗糧、抗征、抗日”的主張，以動員和組織群眾進行斗爭。為了嚴明紀律，彭春榮下達不準強奸婦女、不準搶殺耕牛、不準亂抓民夫的三大禁令，并規(guī)定不準搶劫貧民和行商，不準無故燒殺，等等。他們所到之處，張貼“打倒貪官污吏和害人的鄉(xiāng)保甲長”、“打倒攤派捐款的鄉(xiāng)保甲長”等標語。因此，受到窮苦農民的擁護，參加斗爭的群眾愈來愈多，并一度攻打永順縣城。這次群眾斗爭的爆發(fā)，使國民黨在湘西的統(tǒng)治受到很大威脅，急令傅仲芳帶領3個師的兵力，與各縣保安團隊配合進行鎮(zhèn)壓。國民黨采取剿撫兼施的政策，剿不掉就撫，撫不成又剿，兩手交替使用。經過在永順、大庸交界地區(qū)的激烈戰(zhàn)斗，彭春榮部眾損傷很大。在力量懸殊的情況下，彭春榮未能堅持斗爭，被迫接受了國民黨收編。
　　
    1945年春，永順、龍山、桑植三縣的土家、苗、漢等族貧苦農民約萬余人組成“神兵大刀隊”，提出“抗糧、抗兵、抗稅”的口號，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tǒng)治。他們“頭裹紅巾，身佩神符，以大刀為武器”，先后摧毀國民黨的7個鄉(xiāng)公所，并攻至永順城郊。國民黨急速調集大批軍隊前往鎮(zhèn)壓，經過一個多月的激戰(zhàn)，“神兵大刀隊”死傷達數千人，終因寡不敵眾而失敗。
　　
    當“神兵大刀隊”掀起反抗斗爭時，彭春榮從國民黨軍隊中逃出，又收集部眾，起而反抗，與“神兵大刀隊”相互呼應。面對聲勢浩大的群眾反抗斗爭，國民黨深感單靠武力“難以濟事”，采取所謂“三分軍事，七分政治”軟硬兼施的政策，用“族清其族、保清其保”的連坐方法以控制群眾，并采用各種欺騙辦法對彭春榮部眾分化瓦解，然后以大量軍隊進行圍剿。1946年7月，彭春榮率部轉移時，遭保安大隊襲擊，不幸犧牲。
　　
    彭春榮在率眾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統(tǒng)治的斗爭過程中，為了擺脫國民黨重兵圍剿的困境，曾經和龍山縣的巨匪瞿伯階有過聯(lián)盟。他犧牲后，其部眾有的慘遭國民黨殺害，大部潰散，有的流落為匪。
　　
    在國民黨的血腥統(tǒng)治下，苦難深重的土家族人民時時刻刻懷念著黨，懷念著紅軍，日日夜夜盼望著早日解放。他們把革命書籍、土改文件埋在地下，或藏在樹洞里。許多革命歌曲，繼續(xù)在群眾中廣泛地流傳著，如：
　　
    高高山上云套云，
　星星跟著月亮走，
　年年拖賬沒得錢，
　啥時等得紅軍轉，
　天下窮人心連心。
　哪天不盼老紅軍。
　頓頓吃飯沒得鹽，
　重振乾坤萬萬年！
　　
    這首民歌反映土家族人民期待解放的心情多么殷切！
　　
    1947年2月，江漢軍區(qū)三分區(qū)一部在張才干、李人林同志率領下，橫渡長江，攻至來鳳、鶴峰一帶，在湘鄂邊開展游擊戰(zhàn)爭，得到當地土家等族人民的大力支援，消滅了國民黨部分軍隊和地方反動武裝。日夜盼望解放的土家族人民看到了勝利的曙光，積極行動，準備迎接解放。
　　
    1949年10月前后，人民解放軍四十七軍以摧枯拉朽之勢，迅速進軍湘鄂川邊地區(qū)，推翻了國民黨的反動統(tǒng)治，土家族人民載歌載舞，歡天喜地慶祝自己的解放。